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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典

二百卷,杜佑撰。杜佑(735-812)字君卿,京兆万年(今陕西长安)人,唐代名相,又是著名历史学家。累世官宦,本人以门荫入仕,为郡、县佐贰官。后为润州刺史、浙西观察使、淮西节度使韦元甫辟为从事,深受委信,累官至检校主客员外郎。约在此时,即代宗大历三年至六年(768-771)间,《通典》一书“累年而成,自为序引,各冠篇首”。(李翰《通典序》)其后,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,充江西青苗使,又一度为地方长官。德宗即位,入朝历工部郎中,充江淮水陆转运使,改度支郎中,兼和籴使,迁户部侍郎、判度友。未几,兼御史大夫,充岭南节度使。贞元三年(787),征为尚书左丞,又出为陕州观察使,迁检校礼部尚书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,充淮南节度使。十六年,加同平章事,兼徐泗节度使,是为使相。杜佑“虽位极将相,手不释卷”,“性嗜学,该涉古今”。经过反复修改、补充,终于贞元十七年(801)撰成《通典》二百卷,“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”。(《旧唐书·杜佑传》)十九年,入朝拜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,又由《通典》摘要而成《理道要诀》十卷奏上。宪宗即位后,拜司徒,封岐国公。元和七年(812),以光禄大夫、守太保致仕。其它撰著,《宾佐记》一卷,《管子指略》二卷。《通典》二百卷,是杜佑著述中唯一流传至今而又最有代表性的巨著。该书通过新的编排结构,使“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”,即“教化之本,在乎足衣食”,行数化在乎设职官,审官才在乎精选举,“制社以端其俗,立乐以和其心”,然后用刑、罚;“列州郡俾分领,置边防遏戎狄”。全书以食货为之首,选举次之,继以职官、礼、乐、兵、刑,然后为州郡、边防,突破了上千年来各种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的传统认识,第一次按照其“本身的规律”勾划出当时社会各主要部门的作用及其联系,完整地反映了社会的基本面貌,成为历史编纂学上的一大创举。杜佑纂修《通典》,探讨礼法刑政,旨趣不在“古今制度沿革”本身,也不以帝王个人作为的一得一失为规谏对象,而是要透过“治政得失”的关键——体制的古今变化来探寻带有规律性的施政之道,即所谓有别于“多主规谏而略于体要”的“空言”,而是“颇探政理,窃究始终”。(《玉海》卷五一《典故类》引《理道要诀》自序)把“探政理”同反映体制变化的社会结构的演变紧密联系在一起,使古代的史学功用迈进了一大步,开出以史经世的先河,因而《通典》被当时人誉为“错综古今,经代(世)立言之旨备焉。”(权德舆《唐岐国公社公墓志铭序》)《通典》以一半的篇卷来记述礼仪沿革,固然有“且用准绳”,强化封建等级制度的一面,但也有通过礼仪沿革反映古代社会基本面貌的一面,而且这是其更重要的一面。礼一百卷,其中历代沿革六十五卷,开元礼三十五卷。以历代沿革六十五卷中的篇卷而论,除开食货所涉吃饭问题以外,人类生活的基本内容——衣着(冠服)、婚嫁、宗族、丧葬等,共四十五卷,占去四分之三的篇幅。关于婚嫁制度,主要在嘉礼中记述,涉及婚姻礼仪起源、演变,婚姻年龄、禁忌等婚姻史的重要内容。由婚姻而形成的五宗、九族和亲服制度,都是反映古代社会关系的极重要的方面。透过嘉礼、凶礼中的大量记述,不难揭示“亲属制度”如何制约当时的人际关系。通过礼仪制度沿革,系统记述古代婚姻状况、家庭结构、宗法关系、社会生活、文化生活,从而认识古代社会的基本面貌及其演变过程,自《通典》始,开辟出史学发展的一条新途径。《通典》考察礼仪沿革,与“滞儒”不同,主张“从宜之旨,便俗适时”,强调“三代制度,或沿或革不同,皆贵适时,并无虚事”,反对“毕循往古之仪”。(《通典》卷七四序、卷五八《公侯大夫士婚礼》)书中多处强调“古今之异制”,再三批驳那种“非今是古”的“人之常情”,极力主张“酌古之要,通今之宜,既弊而思变,乃泽流无竭”。(《通典》卷一二“议曰”)后来,当朱熹读到由《通典》摘要而成的《理道要诀》时,便一针见血地指出:这是“一个非古是今之书”。(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六)《通典》成书后,“颇详旨趣,而为之序”的李翰就为其“知之者甚稀”而“长太息”。元代马端临继其后纂成《文献通考》,才真正认识到《通典》的成就,肯定其“纲领宏大,考订该洽”。同时,又为其“节目之间,未为明备;而去取之际,颇欠精审”感到“遗憾”。(《文献通考》自序)《通典》刊本,始见于北宋。今存古本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,标注为“大宋建中靖国元年、大辽乾统元年(1101)”,每卷有“经筵印,高丽国十四叶印”。南宋刻本,全本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,北京图书馆有残本。元刻本原为皕宋楼旧藏,后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。明刻本国内有李元阳刻本,国外有日本藏嘉靖年间刊本。清刻本以武英殿“九通”本最为流行,又有咸丰年间崇仁谢氏刊本和同治年间广州学海堂刊本。本世纪三十年代,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了万有文库二集“十通”,《通典》为其中第一册。1984年,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重新影印出版,并增编了目录便于检索。1988年,中华书局出版了校点本,校以国内和日本各主要版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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